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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第2页）

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

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

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从三百年后的今天来观照这场大悲剧，民族的遗恨幸已消除，而当事者的功罪还须明白判断。

因而沫若毫不留情地指出：&ldo;从民族的立场上来说，崇祯帝和牛金星所犯的过失最大，他们都可以说是两位民族的罪人。

&rdo;

《甲申三百年祭》于三月十日脱稿，改完送请董必武审阅后，即于十九日在《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四日。

国民党方面很快有人出来干预，指责这篇文章&ldo;影射当局&rdo;，&ldo;为匪张目&rdo;。

二十四日，《中央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纠正一种思想》的社论，诬蔑沫若在文章中&ldo;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rdo;，表示不能&ldo;听甚谬种流传&rdo;，而要&ldo;共同纠正这一思想，毫不姑息。

毫不放松&rdo;。

朋友们纷纷写信或登门，对沫若表示支持，同时为他愤愤不平，他理直气壮地说：&ldo;我郭沫若就是要为&lso;匪&rso;张目嘛!&rd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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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敏：《学者&iddot;诗人&iddot;战士》，《百花洲》1981年第3期友一一修书致函，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

远在边区的毛泽东读了《甲申三百年祭》，立即给予热情的肯定。

四月十二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说明&ldo;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rdo;。

同月十八、十九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沫若的文章，并加编者按，对以《中央日报》为首发起的&ldo;围剿&rdo;进行了反击，说&ldo;蚍蜉撼大树，只是增加了郭先生的文章的历史价值而已&rdo;。

随即将该文作为整风文件，供党内学习。

六月七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在印发此书时发出联合通知，强调这部著作&ldo;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的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rdo;。

不久，林伯渠从延安来到重庆，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沫若。

八月下旬，沫若又收到了周恩来从延安托专人带来的《屈原》和《甲申三百年祭》的单行本。

他一面回味领袖含义深长的话语，一面摩挲边区人民用淡蓝色马兰纸印的《甲申三百年祭》，心中充满了阳光，既感觉欣慰，又受到了鼓舞：自己的文章符合党和人民的需要，这可是最大的荣耀。

当天晚上，他就给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其他许多在延安的朋在此期间，与林伯渠同道来山城的何其芳（1912‐1977）和刘白羽，他们负有向大后方进步文化界人士详细传达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任务。

按照周恩来的嘱咐，他们先征求了沫若的意见，然后第二天即五月二十七日下午，在天官府四号正式召开座谈会，由沫若出面主持，请何其芳和刘白羽讲话。

刘白羽先说：&ldo;毛主席的讲话，根本是两点，一点是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另一点是怎样服务的问题……&rdo;他把讲话内容概括地讲了一遍，接着由何其芳介绍了延安文艺界讨论讲话的情况。

沫若始终把手裹在耳朵背后，以此助听，生怕遗漏了什么。

他的脸上时时流露出惊奇的深思和喜悦的笑容，尤其对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者必须到工农兵中去的这一论断，更加击节赞赏，表示无条件拥护《讲话》精神，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

那天，于立群特意用周恩来托人从延安捎来的小米和红枣，煮了一大锅稠稠的粥招待大家，每人一碗，黄澄澄、红艳艳、热呼呼、香喷喷、甜蜜蜜……。

沫若与朋友们一面吃，一面回味何、刘二人的讲话内容，好象自己也到了延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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