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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唐律开启的中华法系传统根脉（第2页）

今天下无事，四海又安，欲与公等共行宽政。

今日刑罚，得无枉滥乎？”

唐太宗宽政的思想，对枉滥用刑的警醒，都直接影响了唐律的制定和完善。

例如，对死刑量刑和连坐的宽免，死刑“自今已后，宜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三覆奏”

。

一、唐律中，继承并规范了断案依律的思想，为后世历朝法律制度所遵从

唐朝的一大贡献体现在其法律思想体系的集大成上。

例如，对刑律的重视，更强调了断罪要引正条，断狱要据律文，这与近现代西方法律思想中的“罪由法定”

概念已经非常接近。

例如，针对“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

的现象，要求“断狱而失于出入者，以其罪罪之”

。

一方面，强调了要依法断狱；另一方面，也考虑到情理相协的问题。

唐太宗更是明确要求：“曹司断狱，多据律文，虽情在可矜，而不敢违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

自今门下覆理，有据法合死而情可囿者，宜录状奏。”

“由是失于出入者，令依律文，断狱者渐为平允。”

上述思想，反映在律例上，如专门列出“断罪不具引律、令、格、式”

的处罚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

若数事共条，止引所犯罪者，听。”

这些思想，在后世《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中，都得到了较为完整地继承。

在《狄公案》中，字里行间也多少能体现出依律断案的思想。

一是狄仁杰在县令的职位上及时上禀，并不专断。

二是狄仁杰对自己的行为和施刑的后果有清楚认识。

如开棺验尸要承担的后果，他自己依律上书，主动报告所犯之错。

三是所拟罪名大致不离律例所规。

如拷讯不承招，只能作为疑案，还得允许取保释放。

例如，第三回故事讲到狄仁杰亲自带仵作前往检验孔万德客店门前的两具尸体，了解到这些是地甲胡德从镇口移来的，只是其中一具尸体并非夜宿孔家客店的同伴。

此案疑点甚多。

在此情形下，狄仁杰道：“这口尸棺，且置此处，这人的家属，恐离此不远，本县先行标封，出示招认，俟凶手缉获，再行定案。

孔万德交保释回，临案对质，胡德先行收禁。”

这种处置是妥当和合律的。

二、清代律法的主体，实际承接着自唐以来中华法律思想的流脉

《狄公案》是清朝人的作品，从行文叙述方式、对法律内容的熟谙程度以及对社会风情的描写，多少可以看到清人的时代背景、知识体系和纯熟的小说技巧的影子。

毕竟从唐初到清末已历经千余年的时间，即使关于狄仁杰的传说流传了下来，但相隔宋、元、明代，早已有许多更替。

因此，《狄公案》中所记载、描写的故事，的确不可能直接反映唐朝司法制度和社会风情的真实面貌。

但从清人的视角追溯唐朝的案件侦破与诉讼的景象，从狄仁杰的亲身勘验、公堂对质、刑狱讯问、断案依律等做法，从《唐律疏议》和《大清律例》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中华法系的流脉演变。

例如，《大清律例》“刑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