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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宋代司法审判制度的法文化流布（第2页）

与诉状呈现相对应的是，每个案例故事，都有相对完整的判词文本记录。

由此，也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断罪如法”

“断罪引律令格式”

等的卷宗标本。

如第四则《咬舌扣喉》包公判道：

“审得朱弘史，宦门辱子，黉序禽徒。

当年与如芳相善，因庆新房，包藏淫欲。

瞰夫被掳，于四年六月初八夜，藏入卧房，探听陈氏洗浴，恣意强奸，畏喊扣咽绝命。

含舍诉冤于梦寐，飞霜落怨于台前。

年月既侔，招详亦合。

合拟大辟之诛，难逃枭首之律。

其茂七、春香，填命虽谓无事，然私谋密策，终成祸胎，亦合发遣问流，以振风化。”

上述判词交待了案情各涉案人，又简要详实地叙述了案情原委经过，最后是按律判处，如“合拟大辟之诛，难逃枭首之律”

“亦合发遣问流”

。

“合”

字非常贴切地佐证了《宋刑统》断案依律令的要求。

二、折射了宋代官吏的基本法律素养状况

应当说，百则故事中有不少案件的初审知县敷衍草率，推理不详、心证不密，未按《宋刑统》所要求的“必先以情审察辞理，反覆参验，犹未能决，事须讯问者，立案同判，然后拷讯”

，甚至有受贿、受财等，导致不少冤案，要等到包公巡行才得以平反昭雪。

这从一个方面折射出当时的宋代，的确存在着因地方官吏草率办案、粗暴用刑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事实。

而对于玩忽职守、造成冤案的，朝廷的态度倒是比较严厉、明确，一经发现总要追究责任。

如第六十四则《聿姓走东边》中，曹都宪用严刑拷打获得口供，造成冤案。

等包公巡行发现纠正后，奏达朝廷，宋仁宗下旨：“原问狱官曹都宪并吏司决断不明，诬服冤枉，皆罢职为民。”

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地方官吏能做到不轻信口供、不滥用拷讯手段，宁可列为“疑案”

，上告或申报给上司，等包公巡察时再次复审，最终得到昭雪。

如第七则《葛叶飘来》、第三十三则《乳臭不雕》、第三十四则《妓饰无异》等，都是有了口供承招，但事理逻辑有异，地方官也疑之，“暂时监系狱中，连年不决”

，只等巡行复审。

说明有的地方官吏，还是能秉持基本的法律精神，坚持自己的“疑罪”

心证，体现出一定的职业素养和公正求实的职官态度。

从百则故事中可以发现，包公以及其他地方官吏审案，总体上除必须获取当事人、嫌疑人自己的口供证词之外，也还是重视物证、人证等其他相关证据链的。

例如，如第六十四则《聿姓走东边》中，曹都宪轻信了好讼之人周氏之兄的诬告，“用严刑拷打，张汉终不肯诬服。

曹令都官根究妇人首级。

都官着人到岭上寻觅首级不得，便密地开一妇人坟墓，取出尸断其首级回报。

曹再审勘，张汉如何肯招，受不过严刑，只得诬服，认做谋杀之情，监系狱中候决”

。

这里，曹都宪用了严刑，又听信了诬告，但面对主要涉案人张汉始终不肯诬服承招的情况，他也不得不要求找到具体物证，即妇人的首级。

可见，物证的意识哪怕在昏官那也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