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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知毁灭纪事一则小说的启示录（第12页）

已造成对某一文类的重大颠覆。

笔者曾在《时间凝结的孤岛——乌托邦小说与小说中的乌托邦》一文中指出：“地理大发现时代对异地异国的玄想寄托到了19世纪末期变成索然的悬望。

没有谁会再相信：这个地球上还实存着一方未经发现的乐土和净土。

从而乌托邦不再是遥远异俗的某种，而被移置到了未来。”

此文所未及言明的部分是：左拉的意见在乌托邦小说这个类型上所造成的影响。

从山缪·巴特勒（SamuelButler，1835—1902）的《乌尔乡》（

Erewhon

，1872）、威廉·莫里斯（WilliamMorris，1834—1896）的《乌有乡的新闻》（

NewsfromNowhere

，1891）、威尔斯（HerbertGeorgeWells，1866—1946）的《时间机器》（

TheTimeMachine

，1895）、福斯特的《机器停止》（

TheMachineStops

，1909），到扎米亚京的《我们》（

We

）、赫胥黎（AldousHuxley，1894—1963）的《美丽新世界》（

BraveNewWorld

，1932）以至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

1984

，1949）——这一长串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作品将16世纪初，由托马斯·莫尔一手打造起来的“世外桃源”

《乌托邦》（

Utopia

，1516）逐渐摧毁，使之成为反乌托邦（dystopia）的论述场域。

这些作家在那个古老类型里注入的三个元素正是：科学（或科技）控制、政治控制以及灾难。

虽然这些作家越来越不能忍受曾经被左拉揄扬为新世纪拯救希望的科学，但是，正如扎米亚京在《我们》的《手记二十八》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当中还没有人越过墙壁出去过。”

——这个墙壁就是政治。

在新世纪（我们所寄身的这一迫近千禧年〔millennium〕的20世纪），受过基本文学训练的大学生都可以振振有词地指着一本毫无政治寓意的作品说：“这里面有政治。”

或者：“没有政治也是一种政治。”

这当然不能全然归因于左拉主义或相对来说只是一小群的自然主义作家、反乌托邦小说作家或者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积极垦殖批判理论的批评家、政论家、政治受难者和革命人士。

然而远从笛卡尔所揭橥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近自左拉所推陈出新的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都在文学这个场域上剔除了“一定程度的自由”

。

只要我们回忆起拉伯雷或塞万提斯时代人们还能欣赏甚至相信的文学旨趣，便得知他们的敌人不只是当时的教廷，还有我们这个时代对“模棱两可”

的疑虑，对“不真实”

的憎恶，对“非关政治”

的否决。

荷兰裔的史学家房龙（HendrikWillemvanLoon，1882—1944）在《宽容》一书的第十四章中谐称：“伊拉斯谟的名字可以印在令人肃然起敬的书中，供全家阅读，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谈及拉伯雷却是有失大雅。

的确，这家伙挺危险；我国还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天真的儿童触及他的邪恶著作。”

艾柯（UmbertoEco，1932—2016）在《玫瑰的名字》（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