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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鹧鸪是什么一则小说的主题曲（第4页）

兴则不然，它是中国诗学里的一个奥秘。

郑樵《六经奥论》谓：“凡兴者，所见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义理求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指出：作为一种诗法，兴——唤起联想的“此”

兴“彼”

之间非徒没有绝对的经验关系，亦且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质诸《诗经·国风》的本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之间，最初只有韵脚字互谐的联系。

在句意上，河洲处关关而鸣的雎鸠难道就是一牝一牡，偏就是淑女与君子这样的良缘夙配（好逑）吗？亦或君子与淑女之匹配，偏就有一对雎鸠在旁，关关其鸣以贺之呢？“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指的是“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这美丽婚礼的景况呢？还是出嫁之女明艳姣好的容颜呢？抑或繁花簇锦的桃花是对婚姻与家庭的盛大祝福呢？

兴，是如此地不准确；却又因其不准确而在层层递出的下文中罗致广泛而自由的联想，既可以指东，复可以道西；它有如另一种形式的韵脚，以极少限制的意义规范，使看来不必相侔相从不可互诠互解的符号与文本彼此有了意义联系。

《刘先生》里的涤尘、赠袍与击骨三节，正是这一诗学奥秘的一唱三叠。

回首金鹧鸪豁然绣罗襦

主题必须在作品的前半部先行拈出，而后再呼三应四——这会是一个公式吗？当然不。

我大学时代的老师王静芝先生在其《诗经通释》的绪论里引过这么一个例子：“温庭筠《菩萨蛮》词最后二句云‘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则完全是关雎之作法。

关雎先言雎鸠双双在洲，而温词先叙事，最后言‘双双金鹧鸪’其兴起情感之联想则一也。

然关雎之兴词在先，而温词之兴词在后。”

当小说家厌倦于将主题置于文前、次第展开、变奏或重复的技法时（就像诗人厌倦过“直陈其事”

的“赋”

和“以彼状此”

的“比”

一样），就会创造新的技术。

乔伊斯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绝大部分乔伊斯的作品（尤其是短篇）皆涉及一基督教文明所不可免之的启示课题。

乔伊斯使小说成为一倏忽而至的“神悟”

（epiphany）的旅程。

情节在近乎窒碍、沉闷、凝滞的叙述下所导致的绝非动作性高潮——像《哈姆雷特》那样一舞台人几乎死光光的场面在乔伊斯眼中绝对是洪水猛兽，乔伊斯要把读者带向一个连主人翁自己都必须十分惊诧、讶异甚至陌生得恐怖的内在真相。

“突然间，某某人身体里的一个开关被打开了，噢！”

就是这么回事。

现代主义的小说机关也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

仿习乔伊斯的小说固无足论矣——故事的主人翁愚笨且机械化得如同其作者一般，在无所事事只好故弄玄虚的阵阵呻吟之后忽然“体会”

“觉醒”

“发现”

……总而言之就是顿悟了他侍奉错了一个上帝。

这是恐怖分子的小说。

我们当然不好把恐怖分子的小说在20世纪噢来噢去地咋呼表态尽数归咎于乔伊斯。

乔伊斯式的神悟实则也堪称是现代小说倒置其主题位置的一大先驱，岂容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