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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第8页）

与毛泽东的“极目楚天舒”

的名句，其文脉皆源出于此。

在地质构造上，江汉平原属远古下沉地带，广为分布着疏松沉积物，长江河道就发育在这些沉积物之上。

较之于横断山区与三峡河道，这里是真正的疏软宽松了，长江河曲便应时因地而生，显示着历史时期江水在相当程度上的无拘无束，放任自流。

但，其向东、又向东的方向始终不变，长江是有指向的，江河的指向总是渗透着神圣与使命。

河曲是距离的延长，也是江水之力量的显示和积蓄。

从宜昌到武汉的直线距离是286公里，百转千曲的江水行程却是712公里。

人类希望走直路，江河不惜走弯路。

直路是直奔目的地，弯路孕育着变化和创造。

正是江汉平原上弯弯曲曲的大江流水孕育了楚地、楚国、楚文化。

到得荆州，便有楚风扑面了。

古荆州即今之湖北江陵，位于江汉平原西部、荆江北岸，楚文王元年，楚国由丹阳（一说今湖北枝江，一说秭归）迁都至江陵，时称郢都。

遗址在江陵城北5公里处，此故郢都也，因在纪山之南又称纪南城。

至公元前519年，楚平王又在旧郢城东南筑新城，当年的土筑城墙历经风雨而犹有形迹可寻。

1975年的考古工作证实，郢城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3.5公里，面积为16平方公里，是今日之江陵城的三倍。

城有八门，城内的夯土台基最高的达6米，其间有水井、窑址400多处。

已发掘的西城门显示，有门道三，中门道尚留有楚国车轮的辙印。

南北城门的古河道出口处，也是三门道且各有水门一座。

当时郢都位于水陆要冲，可谓车水马龙繁荣华丽，东汉桓潭在《新论》中不无夸张却又形象地说：“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

早晨穿着光鲜的衣服上街，因为人挤人，晚上便被挤成破旧了。

郢都又有别称：“挤烂城。”

郢都的辉煌又岂止于此？孔子、墨子、庄子都到过纪南城，法家吴起在这里主持过变法，荀子在楚国做过兰陵县令，屈原、老子、许行、天文学家唐昧是楚国人。

还有岑参、崔道融、戎昱、宋代“小万卷”

朱昂均是史书有载的江陵才子。

古时楚国还是音乐、舞蹈之乡，是“南风”

、“楚声”

的发祥地。

戏剧家优孟、音乐家俞伯牙、歌舞家莫愁，在楚都倾倒过多少楚人，然后是楚乐昂扬、委婉的流传。

“器乐是纯粹抽象的艺术，楚人最为擅长。

现已出土的楚国乐器，有钟、馎、钲、铎、铙、钤子、铃、磬、鼓、瑟、琴、笙（竽）、排箫、麂和相。

大型乐队以钟、磬为主，配上鼓、瑟、笙等。

钟发声洪亮，磐收韵清越，金声玉振，相得益彰。

小型乐队仅用鼓、瑟、笙，都是大众化的，没有贵族化的钟与磐。

钟、鼓、瑟、琴、笙各有几种样式：钟有甬钟和钮钟之别，编配成套；鼓有建鼓、虎座凤架悬鼓、鹿鼓和手鼓之别，形制各异；瑟的弦数，多为25根，也有较少的，最少为18根；琴仅见6张，5弦1张，7弦3张，10弦2张；笙的簧数有10、12、14、18不等，还发现了葫芦玺、排箫，多为竹制，但也有石制的。”

（《长江文化史》第201页）查考古杂志，擂鼓墩1号墓出土的一套编钟多达64件，另有楚惠王所赐赠的馎1件，可谓阵容浩大。

其中，甬钟45件，击之，总音域跨5个八度音程，比现代钢琴的音域两端只少一个八度音程。

其中心音域部位三个八度音程的范围内，十二个半音齐备，是世界上最早有十二个半音音阶关系的定调乐器。

屈原在《九歌》中写：“扬抱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唱”

，这应是小型乐队的演唱；又写：“缩瑟兮交鼓，箫钟兮瑶簏，鸣篼兮吹竽”

，这是钟鼓交响的大场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