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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5章 钟鼓楼（第3页）

，《黑梦》玩的是“氛围”

的话，《垃圾场》玩的就是“情绪”

。

很多人在谈何勇时都喜欢用“愤怒”

这个词来描述他，其实“愤怒”

用在何勇身上并不恰当，建立在思辨之上的“怒”

可以称之为“愤怒”

，建立在情绪之上的“怒”

只能称之为“恼怒”

。

有人会问：“何勇恼怒的根源是什么，是什么让他恼怒”

？这个问题问得好，搞清楚何勇恼怒的根源对于理解《垃圾场》这张唱片至关重要。

事实上，2000年之前真正代表“北京摇滚”

这个概念的就两个人——崔健和何勇。

支撑这两个人摇滚的是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北京亚文化——军队“大院文化”

和草根“胡同文化”

。

崔健的摇滚是“大院文化”

的产物，何勇的摇滚是“胡同文化”

的产物。

崔健摇滚的那种红色理想主义，那种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社会批判在何勇这里是完全没有的。

何勇摇滚关注的是形而下的市井生活，是北京胡同草民们的喜怒哀乐。

如果说崔健的摇滚是一个形容词，那么何勇的摇滚就是一个动词。

如果说崔健的摇滚是一座雕塑，那么何勇的摇滚就是一段视频。

如果说崔健的摇滚是政治学的摇滚，那么何勇的摇滚就是经济学的摇滚。

崔健的“愤怒”

是符号式的反抗，何勇的“恼怒”

是引入日常生活的反抗。

崔健摇滚的根儿在那里，何勇摇滚的根儿在老舍那里。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间，北京出现了一批体制外的无业游民，一批混迹于北京胡同的小混混，何勇就是其中的一员。

何勇当不了流氓，因为他心不够黑，也不懂得阴损。

何勇也当不了痞子，因为他不够世故也不够油滑。

何勇只有一张吱吱嘎嘎响的床，他骑着单车在胡同间游晃，他只能是一个北京胡同的小混混。

何勇的世界观就是一个北京胡同小混混的世界观。

何勇的“恼怒”

来源于身份缺失引发的焦虑感和孤独感，来源于由于财务状况的窘迫和身份的可疑在泡妞过程中的挫败感，来源于北京胡同被“现代化”

，自己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的不安全感——《头上的包》、《姑娘漂亮》和《钟鼓楼》这三首作品说的就是他“恼怒”

的三个根源。

而同名标题歌《垃圾场》则是何勇多重“恼怒”

叠加和放大后的一次情绪“井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