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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怀不答，转头望向窗外，此时正微微下着雨。

停云霭霭，时雨濛濛，令本就坎坷的乡间的小路变得更为泥泞。

好在拉车的老牛见惯了风浪，任凭头顶执行轰炸任务的战斗机如何咆哮，它依旧甩着尾巴，步伐稳健地载着两人来到城门口。

于锦铭吃力地爬下牛车，从鞋垫下摸出仅有的七八张钞票，取出几张，塞给送他来的爷叔。

他原先计划的很好。

打算先赶到松江，去找驻扎在县城的第八集团军，那里有军医可以帮忙处理伤口。

之后休整两日，再走京沪铁路，赶去南京与空军第四大队汇合。

然而，当他乘着牛车，抵达松江城时，敌军已全面突破大场镇，开始强渡苏州河。

辞别爷叔，于锦铭进城。

城内此时一片混乱，放眼望去，尽是轰炸后的废墟。

警察与县政府的公务员悉数逃离，百姓也背上破布包袱，开始流亡之路。

中央军被调走，仅有一个保安大队驻守松江城。

大队里没有军医，缺少药物，粮食紧缺，更要命的是，通讯不灵，此时几乎失去和中央的联系，所收到的最后一条讯息是日军在金山卫大举登陆，应当是想来个前后夹击，彻底消灭撤退的中央军。

这下，就算于锦铭异想天开，想靠双腿跑到南京，也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才能避开日军部队了。

听到这个消息，于锦铭不觉浑身一冷，但又很快灼热起来，如同猛火灼烧着五脏六腑。

他静默许久，想着“凯旋作国士，战死为国殇”

，长吁一口气，冷静地说：“既然这样，我们就死守松江城。”

接着，他问他们要来子弹，填满随身的手枪，又拿了三个土制手榴弹，一把轻机枪。

漫天的雨，一缕一缕地随风飘落，从容不迫，但很快，这些纤细的雨丝被编织成柔滑的缎子，急急地抛向创伤遍地的泥土地。

灰白的云越发沉重，一眨眼工夫，天暗下来。

于锦铭端着枪，站在石砖砌成的古老城楼上，不出片刻，就浑身湿透。

忽然，他看见远方有一支部队正朝松江城赶来。

于锦铭赶忙去叫守城的卫兵，可他们大多营养不良，夜里视线很差，纷纷说看不见。

于锦铭不信，要来望远镜，冒着冬雨，登上城楼的最高处。

他望见在大雨和大地的交界处，远远地飞出一面残破的血红色旗帜，紧跟着，奔腾的马蹄声传来，只见旗帜下方，跑出一匹通体雪白的马儿，马上有一位急先锋，背后是踩着草鞋，拿着长枪、大刀的士兵们。

他们越来越近，穿过绵密的雨幕，来到城下。

又听马背上传来一声怒吼，他咆哮：“俺常山赵子龙来也！”

是国军第43军，即四川军。

这支部队原驻贵州，靠一双腿徒步到长沙，才终于坐上火车，前往上海。

一下车，他们便奔赴大场镇，与日军苦战七昼夜后，万人的部队仅剩五百余人。

保安大队慌忙打开城门，迎他们进来，然而问及部队人数，不过一百余人。

刚萌发的希望顷刻间破灭，这三四百人，便要死守这松江县？领兵的旅长却讲：“赵子龙单骑救主，何况我们还有一些兵。”

不多时，统领这支四川军的郭军长赶到，带来尚能作战的百余人。

于锦铭将自己的军人手牒交给他们，讲明情况后，终于见到随行的军医。

此刻，敷在伤口的黄泥完全湿透，渗了进去，黏进皮肉里。

军医只好为他重新清创，然后取干净嵌在皮肉内的碎弹片，简单包扎完伤口，用碎报纸包了四五粒止疼药、两三粒消炎药，其余全看他的自愈能力，以及老天爷的造化。

于锦铭的军衔是少校，因而来了一位同级别的连长与他沟通。

那名连长带来一份从日军手中收缴来的地图，告诉于锦铭，眼下大部队正朝苏州、常熟、嘉善、无锡转移，上海北站被敌军占领，几十万大军挤在撤退的路上，没有车马可以供他使用。

唯一可行的办法是随陆军大部队撤到苏州站，来得及，可以坐火车去南京，来不及，就与驻守在吴福线吴福线是在苏州吴县—常熟福山修建的防线，与锡澄线（无锡—江阴）；沿海的平嘉线（平湖—嘉兴）、宜武线（宜兴—武进）一起，号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

，是上海沦陷后，用来抵御日军攻破南京的外围防线的陆军汇合，坐他们的卡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