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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共11册四 吕不韦终于立定了长远方略（第7页）

四是文华名臣大兴养士之风，生成中国历史上独有的“门客”

高峰。

门客者，私门之士也。

春秋之世，士人始成，都是从天下各阶层游离过滤出来的能才精英，尤以平民士人为主流，此所谓布衣之士也。

布衣之士多出寒门，以其才能寻觅出路，难免鱼龙混杂甚或多有各国逃犯与鸡鸣狗盗之徒，其第一要务自然是生计衣食。

于是，投靠豪门或求伸展或避追捕，便成了布衣之士的重要出路之一。

而贵胄权臣为培植私家势力，也很是需要此等身有能才而又忠实效命于私门的士人。

于是，以召贤为名的养士之风不期然兴起，门客现象随即风靡天下，在战国之世达成高峰。

除了秦国权臣，山东六国的权臣贵胄几乎是人人皆有门客。

多少权贵门客盈缩，多少门客朝夕成名，此间故事实在不胜计数也。

而门客数以千计者，当数战国四大公子——信陵君魏无忌、孟尝君田文、平原君赵胜、春申君黄歇。

此四人先后在本国成为一时权臣，又同时襄助苏秦发动第一次合纵抗秦，之后更成为合纵主导人物，名满天下权倾一国，所养门客缩则三两千，盈则五七千，几成一旅之众，私家势力之盛令人咋舌！

[点评44]

有此四端，山东之朝野风习自然大异于秦国。

其时，山东风习之最鲜明处是商风浓郁崇尚风华，而秦国民风却是重农重战简约质木。

诸多为当时名士所指责的糜烂世风，都源于山东六国弥漫朝野深植国人的商业营生。

从根源上说，自春秋商旅大起，历经四百余年，中原各国的商人商业之盛已成空前高峰。

各大都邑商市繁盛，官市民市皆成气候。

临淄之齐市、大梁之魏市领风气之先，交易之盛几无任何禁忌。

陈城之楚市、新郑之韩市、邯郸之赵市、蓟城之燕市，虽先后曾有盈缩，然也不乏风华繁盛之风。

若再加上曾经闪烁流风的宋市、卫市、鲁市、吴市、越市、草原胡市等，说商风弥漫天下亦不为过。

是时也，人无论穷富，官无论大小，尽皆千方百计涉足商道以富家。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79，诚如是也。

历史地说，战国商风之盛，其后两千余年直到中国进入近代之前，始终无法望其项背。

此等浓烈商风之下，珠宝、娱乐、博彩、赛马、倡优、珍奇器物、珍禽异兽、奴隶交易、贵胄酒店诸般奢靡行业大起，风华衣食崇尚器物积为风习，高台广池豪阔营造流行官场，侈靡之风弥漫朝野，一时大开亘古之先河。

其间根本处，在于寻常庶民大肆卷入商道，居住在都邑城堡的“国人”

尤其孜孜于商事，不惜出奇致富。

《史记·货殖列传》非但历数了春秋战国的赫赫大商，且罗列了寻常庶民以商致富的“奇胜”

之道：“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

而富者必用奇胜。”

所谓奇胜之法，是富人不屑为之的卑贱商路。

《货殖列传》列举了当时专执贱业而致富的“奇胜”

之业之人：掘墓本奸事，田叔借以起家；博戏为恶业，桓发操其致富；串街叫卖（行贾）乃贱行，雍乐成却做到了富饶之家；贩卖脂膏是屈辱营生，雍伯却累积了千金；卖浆为小业，张氏却富至千万；替人磨刀（洒削）本是薄技，郅氏却至鼎食之家；马医药方浅陋，寻常医家不屑为之，张里却大富起来……末了司马迁感慨万端：“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

非也？”

也就是说，致富无恒常之业，财货无恒常之主，能者聚集财富，平庸者崩溃产业；千金之家的富贵堪比都邑高官，万金之主的享乐可比诸侯国王，简直就是没有正式封号（素封）的王者贵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