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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帝国共11册四 吕不韦终于立定了长远方略（第6页）

之士，秦法皆作了严厉限制：“不可以富贵（不能获富贵地位），不可以评判（不能评论国事），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不能私下议论，也不能将私议结论呈报官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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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法度之下，一切文华之举都被视为浮华惑民，自然要严厉禁止。

孝公商君之后百余年，山东士人虽不断流入秦国，山东商旅更是大举入秦，然秦国都有法度限制：士子入秦只能以官府吏员为正途，不能兴办私学培育言论；商旅入秦，只能在专为外商兴建的咸阳尚商坊经营，不能进入老秦人的国人区，更不能与老秦人混居。

也就是说，商鞅法治非但禁止老秦本土的一切风华之举，而且也着意防范六国浮华风习对秦人的浸淫。

唯其如此，直到秦昭王之世，秦国已经拓展为五个方千里的大国，然诸般文明风华依然颇见萧疏，天下文明盛事一件也没有在秦国发生。

相反，山东六国却是文明大兴风华昌盛，一片蓬勃生机。

[点评42]

首先是国人言论自由。

其时之山东六国，诽谤之风大开，议政蔚为时尚。

诽谤者，议论是非指责过失也。

从远处说，尧舜为部落邦国首领之时，华夏各部族便有“谤木”

与“谏鼓”

制度。

谤木者，凡是道口皆立高大木牌，供路人或写或画，对国事作诸般抨击建言。

谏鼓者，殿堂官府门口皆立大鼓，举凡官员国人有话要对天子官员说，便可击鼓求见，天子官员闻鼓得出，不得拒绝。

这便是“路有诽谤木，朝有敢谏鼓”

的古老传统。

夏商周三代，此等传统虽日渐式微，但仍保留着浓厚的遗风，除了奴隶阶层，国人言论从来没有受到过大的禁锢。

春秋战国之世，奴隶随着变法潮流而解放，士人随着变法潮流而兴起，民智渐开，国人言论之风再度大起。

于是乎礼崩乐坏瓦釜雷鸣天下汹汹，中原大国的庶民议政之风成为左右各国政局的强大势力，遂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的庙堂训诫。

此等世情直接催生了士人阶层的论战风尚，民众心声通过士人阶层的过滤与再度创造，逐渐演变为各种各样的治国主张、治学之道、治事之学，此所谓诸子百家也。

于是乎天下言论更见深彻，诽谤论战蔚然成风，其势之盛一时成空前绝后之奇观！

[点评43]

其次是私学大兴。

诸子百家出，议政议国立学立言，皇皇大著汹汹言论不绝于世，淙淙聚成了汪洋恣肆的华夏文明，纷纷造就了光芒璀璨的一天群星。

治学但成一说，士则自成一家。

其时除法儒墨道四大显学之外，兵家、名家、易家、阴阳家、计然家、农家、医家、水家、方术家、堪舆家、营国家（建城术）、工家、乐家等等等等数不胜数。

举凡立言成家者，皆有门生追随。

师生自谋生计周游天下，弘扬自家学说，流播天下学问，为民生奔走呼号，为邦国针砭时弊，为自家寻觅出路，移风易俗大开民智，责己责人多方救世，堪称华夏文明史上最灿烂的一页！

三是大规模官学横空出世。

战国之世，七大战国皆有官学。

秦国官学之规模，自然远远不若山东六国。

而山东六国之官学，则以会聚天下名士的齐国稷下学宫为代表。

自齐威王后期兴办稷下学宫，至齐湣王学宫衰落，历经威王、宣王、湣王、襄王四代近百年，稷下学宫始终是天下学问之驱动中心，是无可替代的文明渊薮。

其间根本，是齐国始终没有将稷下学宫作为官吏来源，而是真正地养士兴学培植士风，大兴论辩学风，使学宫士子在衣食无忧的闲适之中相互砥砺，积细流以成河海，由是成就了后世所有王朝无法企及的文明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