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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驱年社火中尉缭突然逃秦（第4页）

《尉缭子》的精辟处已经被他悉数摘出归纳，统以“王谋兵事”

四字，所列都是《尉缭子》出新之处：

王谋兵事第一：战事胜负在人事，不在天官阴阳之学。

这是《尉缭子》不同于所有兵书的根本点——王者治军，必以人事为根基，不能以占卜星相等神秘邪说选将治兵或预测胜负。

其所列举的事例，是第一代尉缭与魏惠王的答问。

嬴政在旁批曰：“笃信鬼神，谋兵大忌也。

君王以鬼神事决将运兵而能胜者，未尝闻也！

恒当戒之。”

嬴政认定，这一点对于君王比对于将领更为重要。

将领身处战场，纵然相信某些望气相地等等征候神秘之学，毕竟只关乎一战成败。

君王若笃信天象鬼神之说，则关乎根本目标。

譬如武王伐纣，天作惊雷闪电，太卜占为不吉，臣下纷纷主张休兵；其时太公姜尚冲进太庙踩碎龟甲，并慷慨大呼：“吊民伐罪，天下大道，何求于朽骨！”

武王立即醒悟，决然当即发兵。

若非如此，大约“汤武革命”

便要少去一个武王了。

唯其如此，君王一旦笃信神秘之学，一切务实之道都将无法实施。

所以，立足人事乃君王务兵之根基。

王谋兵事第二：兵胜于朝廷。

《尉缭子》反复陈述的邦国兵道是：治军以富国为先，国不富而军不威。

“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

故曰，兵胜于朝廷。

不暴甲而胜者，主胜也；阵而胜者，将胜也。”

显然，这绝不是战阵将军视野之内的兵事，而是邦国成军的根本国策，是以君王为轴心的庙堂之算。

也就是说，朝廷谋兵的最高运筹是：国富民强，不战而威慑天下，不得已而求战阵。

故此，一国能常胜，首先是朝廷总体谋划之胜。

王谋兵事第三：不赖外援，自强而战。

春秋战国多相互攻伐，列国遇危求援而最终往往受制于人，遂成司空见惯之恶习。

《尉缭子》以为，这种依赖援兵的恶癖导致了诸多邦国不思自强的痼疾。

是以，尉缭提出了一个寻常兵家根本不会涉及的论断：量国之力而战，不求外援，更不受制于人。

嬴政特意抄录了《尉缭子》这段话：“今国之患者，以重金出聘，以爱子出质，以地界出割，而求天下助兵。

名为十万，实则数万。

且（发兵之先）其君无不嘱其将：‘援兵不齐，毋做头阵先战。

’其实，（援兵）终究不力战……（纵然）天下诸国助我战，何能昭吾士气哉！”

而求援与否、援兵出动之条件及对援兵的依赖程度，也是庙堂君王之决策，并非战场将领之谋划。

嬴政在旁批下了大大十六个字：“量力而战，是谓自强，国不自强，天亦无算！”

王谋兵事第四：农战法治为治兵之本。

嬴政读《尉缭子·制谈第三》，连连拍案赞叹：“此说直是商君治兵也！

大哉大哉！”

嬴政所赞叹的，是尉缭子明确拥戴商鞅的农战法治论。

嬴政自己是《商君书》与商君秦法的忠实追随者，对尉缭的论说自然大大生出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