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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韩非子深深震撼了年轻的秦王（第2页）

唯其如此，韩非融三派为一家，使通晓法家的年轻秦王惊叹不已！

《韩非子》搭建的新法家框架是：势治为根，法治为轴，术治为察。

先说势治。

势者，人在权力框架中的居位也。

位高则重，位卑则轻，是谓势也。

自古治道经典，无不将“势”

明确看作权位。

《尚书·君陈》云：“无依势作威。”

这个势，便是权位。

法家言势，则明确指向国君的权位，也就是国家最高权力。

慎到之所以将势治作为法治精要，其基本理念推演是：最高权力是一切治权的出发点，没有权力运行，则不能治理国家；权力又是律法政令的源头，更是行法的依据力量；没有最高权力，任何治道的实施都无从谈起，是谓无势不成治。

所以，运用最高权力行使法治，被势治派看作最根本的治道。

《慎子》云：“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

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

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尧教于隶属（治陶工匠）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

由是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屈贤者也。”

慎到之势说不可谓不透彻，但因不能透彻论证权力与法治的关系而大显漏洞。

一个最大的尴尬便是，诸多堪称贤明勤政的国君权力在手，却依旧不能治理好国家。

正是为此，李悝、商鞅等重法之士应时而生，将国家治道之根本定位为法治，认为法律一旦确立，便具有最高权力不能撼动的地位，所谓举国一法、唯法是从，皆此意也。

韩非之新，在于承认“势”

是法治之源头条件，却又清醒地认为，仅仅依靠“势位”

不足以明法治国，必须将势与法结合起来，才能使国家大治。

《韩非子·难势》云：“夫势者，非能必使贤者用己而不肖者不用己也。

贤者用之，则天下治。

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以势乱天下者多矣，以势治天下者寡矣！

……势之于治乱，本末有位也，而语专言势之足以治天下者，则其智之所至者浅矣！”

嬴政很为韩非的评判所折服。

但是，嬴政最为激赏的，还是《韩非子》诘难势说的矛盾故事。

韩非说，专言势治者云：尧舜得势而治，桀纣得势而乱，故势治为本也。

果然如此，其论则必成两端：尧舜拥势，虽十桀十纣不能乱；桀纣拥势，虽十尧十舜不能治。

如此，究竟是凭人得治，还是凭势得治？凭势得治么，暴君拥势则圣贤不能治。

凭人而治么，圣贤无势而天下照乱。

诘难之后，《韩非子》说了一个故事：人有卖矛卖盾者，鼓吹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

，俄而又鼓吹其矛之利“物无不陷也”

；有市人过来说：“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

卖者遂尴尬不能应也。

《韩非子》结论云：“贤、势之不相容明矣，此矛盾之说也！”

“睿智犀利而谐趣横生，其才罕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