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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方块字者 华夏文明旗帜也（第5页）

于是，黄帝之后的文字，有了陶文、甲骨文、金文、史籀文（石鼓文）四大阶段。

陶文者，刻画于陶器上之文字也。

这应当是字画成为文字的最早形式。

大禹立国，始有夏代，其时的文字大多刻画在陶器上。

当然，或可能也在甲骨上镌刻文字，或可能也在青铜器上镌刻文字。

因为，有禹铸九鼎而镌刻九州之图并物产贡赋的说法。

然则，这两种有可能的书写形式，都不是夏文字的主流形式。

是故，夏代文字之真实面目，到战国末世已经无从确指了。

甲骨文，是殷商初中期的文字，因大多刻于龟甲之上，后世称为甲骨文。

甲骨文是真正成熟起来的第一个文字系统，其书写方式已经摆脱了画的特质，而具有横平竖直的文字书写特质。

然，甲骨文仍有明显的不足。

其一，文字量很少，不足以应对后来的天下需求。

后人发现的甲骨文，大约有三千多个应用字，能辨识者千余字。

即或加上有可能未曾应用的文字，大约总量也不会超过五六千字。

其二，书写形式没有统一标准，师徒传承各自不同，很容易造成混淆。

其三，因刻画材料的稀缺，刻画技法的专门性，甲骨文主要为王室纪事、占卜之用，很难在普通官署与民众中普及，文字的作用大受限制。

金文，是殷商中后期与周代的文字，因大多刻铸于青铜器之上，世称金文。

西周时期，金文已经大大超越了甲骨文，成为基本成熟的文字系统。

其一，金文的文字数量已经大大增加，基本可以叙述一件事情的进行过程了。

诸多贵族每逢大事，便铸造特定形式的青铜器，将这件大事的来由刻铸在该青铜器之上。

后世发现的《毛公鼎》，其文字量长达四百九十七字，足见一斑。

其二，因青铜器不易损毁，又是可以人工制造之物，每铸可能多件，文字传播便优于甲骨文许多。

其三，书写形式已经相对简单，比形制古奥的甲骨文易于学习，且已经有了初期的书法风格。

其四，在金文蓬勃发展的周代，由于文字已经为相对多的人掌握，其余书写材料也大量出现于普通官署以及国人（非奴隶平民）之中。

皮张、丝帛、竹片、木板、石板、石块等等，都可能成为刻画文字的物事。

只不过王室贵族的官方书写形式的主流一直是青铜器，是故称为金文罢了。

史籀文，大体是西周中后期与东周前期（春秋早期）的文字。

周宣王时，叫作籀的太史奉命整理出大约九千字的官方制式文字，是以世称史籀文。

史籀文的实际意义在于：这是西周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字整理，在华夏历史上第一次以官方形式公布标准文字。

应该说，周室太史令的九千余字便是当时的正统文字。

因后世唐代发掘出十个鼓形的石块，每个石鼓上都刻着一首《诗经》风格的四言诗，记述秦国国君的狩猎状况，文字形制便是早已失传的春秋早期的史籀文，故而后世将史籀文也称为石鼓文。

西周末期，秦人救周于镐京之乱，被封为大诸侯国，合法继承了周人故地。

久居边陲而半农半牧的秦人，忠实地秉承了周文明的基本框架，文字则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史籀文。

后世王国维云：“《史籀》一书，殆出宗周文盛之后，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

……秦人作字书，乃独取其文字，用其体例，是《史籀篇》独行于秦之一证66。”

也就是说，春秋时期的秦国，将史籀文奉为标准教材，童稚发蒙学字，学的便是这种华夏正统文字。

学童如此，官府公文民间纪事自然也是以史籀文为国家文字。

直到战国之世，秦国始终使用的是西周王室整理颁行的史籀文。

然则，自春秋开始，山东诸侯的文字却有了另外一番变化。

由于天子威权松弛，由于诸侯自治不断扩大，由于整个天下日渐活跃，由于文字书写材料不断丰富，由于蓬勃的商旅使社会生活日渐丰富，由于战争的日渐增多，由于人们对文字形式的交流需求日益迫切等等等等，原因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