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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惊蛰大朝 嬴政皇帝向复辟暗潮宣战（第11页）

与“禁议事”

两项。

因为，这是从根本上遏制了文明源头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私学被禁，名士大家的私学弟子若不散去，便得秘密藏匿于深山大泽，或得改换名目以继续传授学问。

后世史家发掘这一方面的史料极少，只有一条记载，这便是《汉书·楚元王传》的记载：“楚元王交，字游……好书，多才艺。

少时尝与鲁人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

伯者，荀子门人也。

及秦焚书，各别去。”

其五，立官学。

所谓“以吏为师，以法为教”

，根基在确立官学。

立官学，是禁私学的必然补充。

但从实际情形看，秦帝国之初正当战国私学传统极其强大之时，官学在事实上也只能是国家设立的博士学宫而已，各郡县尚没有兴办官学之记载。

帝国政令的目标很清楚，就是要通过官学来保持国家政令的统一，来凝聚种种社会思潮。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的西方罗马帝国也是以法令为教，以律师为传授教习。

两大尚未相通的文明体系，在同一时期采取了本质同一的治理方式，蕴含着何等必须探究的东西，实在值得深思。

列位看官留意，公元前213年春，始皇帝嬴政禁止并焚烧民间私藏政治典籍，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极其深远的“焚书”

事件。

与其后的“坑儒”

事件一起，嬴政皇帝乃至整个秦帝国，因此而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两千余载厚诬之下，已经无以使后人认知全貌了。

人们因此而将嬴政皇帝看作暴君，而将秦帝国视作暴秦，甚或不屑于做任何历史真相的追究了。

作为一起有着深刻历史背景，且发自必然的政治事件，“焚书”

事件在政治上的积极意义，已经被后世儒家夹杂着仇恨心理的单向价值评判所淹没了。

这种居于统治地位的单向评判，大大掩盖了“焚书”

事件的反复辟的政治本质。

在岁月流逝的长河中，一场反倒退反复辟的政治战役，被褊狭地演绎成了一场恶意毁灭文化的暴行。

这种评判，折射着我们民族时常痉挛性发作的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刻意失察，折射着我们常常因这种刻意失察而导致的种种悲剧。

至少，人们已经忘记了，“焚书”

事件是帝国新政面对强大的复辟势力被迫做出的反击，是新文明为彻底摆脱旧时代而付出的必然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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