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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惊蛰大朝 嬴政皇帝向复辟暗潮宣战（第10页）

但无论如何，这是一种通行的事实，而且为朝野所认可。

所以，若不明令禁止，则有可能在大事不交群臣议决时反而遭受非议。

是故，李斯主张禁议论，首先便是废止了最具有传统根基的“下群臣议事”

的习惯程式。

这便是李斯所说的“禁之便”

（禁了有好处）的实际所指。

中央国府取消议事传统程式，流播民间的种种议论便没有了强大的传递渠道，帝国决策便很容易保持一致。

从当时的情形看，禁议事不能说没有合理性。

其二，禁止民人私议政事，尤其严厉禁止“以古非今”

，明定“以古非今者，（灭）族！”

这个民，是朝臣之外的所有民众，其本意目标当然首指士人阶层。

就事实而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强权镇压民众言论的重大事件，其负面影响极为深远。

然则，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禁令明确指定了非议秦政的具体所指：以古非今。

从尊崇革新维护革新的意义上说，它充满了不惜以强大权力维护新政成果的坚定性，最大限度地张扬了战国时代“法后王”

的变革精神。

但是，禁止议论政治本身，却也开启了思想专制的先河。

从史料角度说，尚未发现帝国时期真正因“以古非今”

言论而被灭族的记载。

这一事实间接地证明：这一法令的威慑意义大于实际执行的强度。

其三，焚烧史书及民间所藏诗、书，期限为三十天。

这一政令的当时含义很清楚：根除攻讦秦政的根基依据。

李斯的庙堂对策及其政令，也都同时明确了豁免方面：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此列，官府藏书不在此列，法令典籍不在此列，秦国史书不在此列，各种政令典籍与理财资料（图书计籍）等不在此列。

后来的史料证实，这道政令在实施中远远没有政令本身那般彻底。

真正的天下典籍，除了藏于洛阳周室的先秦史书损毁最大，可说是基本不存外，其余百家典籍并未损毁多少。

主要原因在两处：一则是官府收藏的诸子百家典籍仍在，二则是散布天下的民间藏书不可能被全部收缴。

东汉王充的《论衡·书解篇》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

《通志·卷七十一》云：“（先秦典籍之丧失）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

刘大魁之《海峰文钞·焚书辨》云：“六经之亡，非秦亡也。

（秦防儒者）道古非今，于是禁天下私藏诗书百家语，博士之所藏俱在，未尝烧也。”

李斯奏对中分明说民间百家语在焚烧之列，何有王充等“不燔诸子”

之说？只能说明，这道政令在实际执行中是有着很大的弹性的。

毕竟，这道政令的本质目标是与复辟暗潮相呼应的“道古非今”

的政治思潮，而不是藏书本身。

[点评26]

其四，禁私学。

春秋战国学术繁荣以至鼎盛，私学之兴起居功至伟。

帝国政令禁止私学，对中国文明的杀伤力远远大于“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