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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团体动力学理论（第3页）

早期，弗洛伊德认为移情对治疗有阻碍作用。

但是，随着对移情的理解的深入，他发现移情并非治疗的障碍，相反，通过促进移情的发生、对移情的分析，能让来访者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行为模式、神经症症状与童年早期经历的密切联系。

而领导者要做的，就是尽量节制、中立，充当“空白屏幕”

的角色，让来访者把移情毫无保留地投射到这块空白屏幕上。

领导者对来访者的移情的反应，被称为反移情。

通过领导者的反省和识别，反移情可成为体验来访者内心世界的有效工具。

随着客体关系、自体心理学等新的精神动力学流派的出现，人们对移情的理解也有了更深入、更实用的变化。

当代精神分析思想中，越来越强调来访者与领导者在此时此地的互动。

移情被看作是发生在此时此地的现象，但是它的心理动力却来自过去的彼时彼地。

来访者不仅需要从理性上理解移情的来源，更需要在体验的水平上去感受它。

在治疗中，那些早年客体关系中的感受、情绪、幻想和行为被激活，通过移情的方式被重新体验。

领导者以共情、抱持的态度，与来访者积极互动，重新建立新的人际模式。

在现代精神分析中，“空白屏幕”

模式被渐渐抛弃，因为在实际治疗中，领导者要做到真正的中立是不可能的，领导者也做不到完全空白。

事实上，移情是领导者和来访者共同作用的过程。

这也是主体间学派（intersubjectiveschools）的观点。

他们认为，移情是治疗双方意识层面及潜意识层面共同构建的。

领导者的任务是帮助来访者理解他们共建的现实，通过建设性的互动，帮助来访者重建内部主观世界。

移情可以分为正性移情和负性移情。

正性移情是指来访者对领导者的积极感受，如关心、信任、激情、迷恋、好感、赞赏、尊重等。

而负性移情主要指指向领导者的、与仇视有关的情绪，如反感、妒忌、藐视、不信任等。

在治疗中，正性移情和负性移情都会出现，因为我们的早年客体关系中，父母不可能完全满足自己的需求，因此必定会对父母有积极的情绪，也有敌对的情绪。

因此在治疗中就会把对父母的各种积极、消极情绪转移到领导者的身上。

在治疗早期，正性移情具有重要作用，是治疗改变的必要条件，因为它有助于治疗联盟的建立，来访者只有对领导者产生足够信任才有可能暴露自己的问题。

如果在治疗初始，来访者有过多的负性移情，就容易脱落。

因此，在治疗的早期，领导者应该促进正性移情的发展，如采用温暖、倾听、支持、共情的态度，使来访者对领导者产生足够的信任。

在治疗联盟足够牢固后，才能对负性移情进行解释性的工作。

此外，若在精神分析中只有正性移情的出现，没有负性移情，也需要特别小心，因为很可能是来访者的移情式阻抗，病人总是表达对领导者的爱慕、认同，这种表现良好的“优秀”

病人，其实是运用了反向形成的防御方式，这样，他们就能成功阻止自己攻击冲动的暴露，但是，这却阻碍了病人的内省和自我成长。

因此，正性移情在某些情况下具有消极意义；而负性移情若能被来访者表达，并由领导者积极处理，能够转化为积极的力量。

事实上，移情不仅仅存在于治疗关系中，在人类的生活中也普遍存在。

我们会把童年时期与重要他人（父母、主要照顾者等）之间的互动模式带入当前的人际关系，如夫妻关系、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

我们常常会以对待父母的方式对待领导，也会预期领导会像父母回应我们那样来回应我们。

因此，在团体治疗中，也存在大量的移情。

移情与投射关系非常密切。

精神分析认为，投射是一种防御机制，是指将自身难以接受的想法、感受、特质或行为认为是他人的。

投射能够帮助个体缓解自身难以忍受的焦虑和冲突，因为它似乎不再属于自己，而成为对方的一部分。

移情正是通过投射的方式实现。

和移情一样，投射广泛存在于治疗环境及生活环境中。

在夫妻关系、子女关系、社会团体中，均可观察到投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