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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化与精神疾病的诊断（第3页）

可以被诊断为现代的精神疾病。

例如，在马来西亚人的研究中发现，在被诊断为‘Latah模仿症的患者中，许多可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神经症或适应性反应。

在北美印第安人中的“Windigo附体综合征”

，曾被不同学者认为是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癔症或焦虑症。

与西方文化背景相关的“文化相关特殊综合征”

中则包括神经性厌食和多重人格等。

即使在同一文化中，对同一个患者不同的精神科医生做出不同诊断的情况也很常见。

精神科专业医生对精神疾病诊断的不一致将不仅影响精神疾病诊断，而且还将影响精神疾病的治疗和疾病的预后，以及不同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和发病率统计数据的可信度。

因此，如何提高不同国家和不同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对精神疾病诊断的一致性是十分重要的。

6.造成精神疾病诊断差异的文化因素

造成精神疾病诊断差异的文化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诊断过程依靠主观判断与躯体疾病的诊断不同，精神障碍的诊断通常很少有典型的生物学改变方面的证据。

即使存在生物学方面的证据，通常也难以确定它与某一特定症状的关系，缺乏诊断的特异性。

许多精神疾病的诊断除了以“标准”

的心理测验为基础以外，主要是基于医生对患者外表、语言、行为和社会功能等方面的主观评价。

诊断主要是将患者的症状或体征与某一已知精神病进行比较，进而判断是否符合教科书所描述的“典型”

疾病诊断。

然而，精神科医生不同的个性、个人经验和风格、诊断检查的时间、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等对其主观的评定都有重要的影响。

研究证据已清楚地表明，精神科医生和临床心理学家对精神疾病的诊断会受到许多外界因素的影响。

（2）精神疾病诊断分类本身的变化和差异现行的西方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和分类系统是各种理论观点的折中产物，生物医学模式、心理动力学模式、行为模式、社会标签模式等在精神疾病的诊断和分类实践中都有一定的影响，而这些理论假说常常受到所处社会、时代的影响。

二十多年来，精神病学界在精神疾病的标准化诊断和分类方面做出了许多的努力，但是精神疾病中有许多类别仍然相互重叠，随着病情的发展变化，同一患者可能在不同的阶段符合不同的分类诊断。

每一疾病种类或综合征主要由“典型”

的临床特征组成，但有些临床表现特异性并不高。

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精神科医生一方面要随诊断系统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也不得不随着患者病程的发展而改变诊断，或者对同一精神疾病患者给予多种诊断。

（3）社会文化背景影响精神疾病及其分类系统社会文化影响人们（包括精神科医生）对诊断标签的接受程度。

社会文化背景不同，对某些诊断标签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

许多国家都尝试发展本国的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系统，以求尽量符合本国社会文化的特点。

因此，精神疾病的定义、分类和诊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例如，DSM-5指出，抑郁症12个月患病率数据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可以相差7倍。

Kleinman在其80年代的研究中发现，被中国精神科医生诊断为神经衰弱的许多患者可被诊断为抑郁症。

表面上这种诊断的差异可以用诊断标准的不同进行解释，但这可能反映了抑郁症这一诊断标签在80年代及更早的中国文化背景下较难为医生、患者及患者家属所接受。

尽管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精神科医生对抑郁症的诊断数量大幅度增加，但是诊断的比例仍然比美国精神科医生作出的诊断低。

值得注意的是，受医药公司影响的专业文化可能影响对某些诊断标准的制定，以致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也可能导致对抑郁症诊断的不确定性。

例如，某些对医生来说是典型抑郁症的症状（如亲人由于肿瘤而将死亡，个体出现的悲伤和绝望），但对于个体、家人或神职人员来说可能不是问题，因为对他们而言，出现的抑郁可能是对遭受痛苦的一个正常的反应。

另外，亲人死亡后出现的哀伤反应，如持续超过一年，可能被精神科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因为DSM规定了正常的哀伤持续为2个月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