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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跋（第2页）

虽然中药清热药有杀菌的作用，假若仅仅将清热药当成杀菌药使用，那明显是对中医药不了解。

青蒿有杀疟原虫的能力，但仅仅将青蒿使用在杀疟原虫的治疗中，那未免太委屈了中医药。

且不说李时珍那个年代如何，即使是现在，高明的中医师，无不注重在辨证论治的指导下，使用中药方剂。

与其将中药简化为按西药的思路去治病，用多成分的中药中的某一成分，单枪匹马参与治疗，还不如直接使用西药，说不定那样效果会更直接。

方剂中的中药，在炮制过程中，经配伍以后，成为服用药物时，将会出现十分微妙而复杂的变化，这些变化目前虽然还没有办法弄清楚，但其可靠性却是经历了一个长期认证过程。

“神农尝百草”

，已经起了一个头，中药使用从少到多，从单味到复方，从蒙昧到自觉，经历如下过程：偶然服药—出现疗效—上升为认识—修改给药—更高疗效—上升为理论—必然给药，几千年中医的治疗从感性到理性，反复如此进程，不断提高。

中医药的研究自古以来就是按黑箱理论来运用和检验的，不一定要先弄清楚黑箱内是什么，体内的每一部分是如何变化的，这样省去了黑箱内的过程，从疗效看药效，从产出反过来看输入，以此来认识中药。

几千年在人体内使用的积累，难道不比在动物身上做实验得出的结果要科学得多？难道长期的黑箱效应不能成为一种研究医学的科研方法？当然，古来的研究方法，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会有成果，如何借鉴古法而有所创新，在较短时间内取得突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中医在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历史原因，难免在某些方面与当今发展理念有不同之处，中医界应该予以正视和重视。

第一是中医诊疗的模糊性。

由于中医学术形成的历史特点，模糊概念运用得比较多，现在有些学者称之为模糊数学概念，这是必然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其中的真理性虽然存在，但掌握和运用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学习中医非常强调悟性，即理解和深化能力，强调潜移默化，举一反三。

看得见的事物要理解，看不见的事物也要能够准确理解，抽象能力要求较高；而且中医的知识面很宽，天文、地理、物候、人情都需要有一定深度的了解，对学习者的个人素质要求较高。

由于人各不同，长处和侧重面不一样，即使悟性高、知识面广，互相之间形成大的共鸣机会也较少，所以各朝各代虽然也曾名医辈出，却也都是各有所长，很难形成叠加式发展，很难站在巨人肩上形成新的高度。

可以聚水成海，却很难积沙成塔。

时至今日，中医完全可以走自己的路，该模糊的可以模糊，该清晰的也应该逐渐清晰，在以宏观研究为主的同时，也有必要进行一些微观研究；在以模糊数学为主概念研究的同时，也有必要进行一些具体形象化研究。

当然，中医的研究也不必总吃嗟来之食。

只要研究者真正弄懂了中医，完全可以走自己的路。

其中某些基础内容应该融入客观化和数字化的进程中。

比如针灸中的得气，脉诊中的脉象等，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部分，而且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方。

假若脉象能够有一个相对客观、可视性的结果，针灸得气能够有一个明确标准，这将会大大提高中医医生的诊疗水平。

前些年曾经有人用计算机对脉象作过研究，但遗憾的是脉象研究不仅后继乏题，后继乏术，而且后继乏人，没能够达到旧貌换新颜的目的，最后还是“心中了了，指下难明”

。

可见提高中医人才的多学科知识是多么有必要，这也是中医古今思维方式的接轨点，是中医登高望远的必经之路，难则难矣，但有志者，千里之行，何不始于足下？

第二是给药方法。

中药治疗的主要给药方法是内服，尤其是内科杂病更是如此。

这本是一条最简单、最方便的给药方法。

但这种方法相对西药给药来说则比较麻烦，取药之后还有很多后续工作要做，而这些煎煮技巧，不熟悉的人还真需要专门学习。

另外药液比较苦，量相对比较大，对小儿和畏苦者是一个难题。

尤其在国外，部分人群由于服中药有困难，甚至诱发呕吐，而拒中医药于门外。

在汤药给药时，需先煎才能后服，这就需要时间。

对工作繁忙的人群来说，虽然有药房代煎，但代煎之药，往往难尽如人意。

在一些急性病、危重病时，往往会丢失治疗时机；即使在慢性病时，治疗时间快慢的要求不高，但中药口服后，需经脾胃的吸收，才能发生效益，假若脾胃功能不强，则有可能影响疗效。

在一些脾胃功能紊乱的病人身上，如呕吐频繁，腹泻不止者，给药都很困难，自然很难取效。

如何达到保真、快捷、简便、适宜，应该是中药给药方法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