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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戴顿司法中心医院（第6页）

恕我直言，那里的围墙有20英尺之高，上面还架着带刺的铁丝网，即使是在比那里好得多的环境下，患者也会拒绝治疗。

这种情况我见过许多。”

这个矮小、肚子滚圆的医生望着检察官说：“必须确认他们是在治疗患者还是在对付囚犯，但这不是我的事。

我把他看作自己的病人。

那家司法医院保卫措施森严，装着监视器，我进去看望病人前还要被摁倒搜身，甚至本医院的临床主任都要搜身并走过安全门（安装了金属探测器）。

所有这些都让我觉得那里的环境不适于治疗……我甚至问过塞米医生：‘要是你一天进去10次，难道他们就检查10次吗？’他回答说：‘那当然。

’似乎我的问题非常奇怪。

我觉得如此治疗精神疾病十分古怪，而且让人很难搞清楚医生究竟对患者做了什么。”

检察官毕尔问考尔，是否可以认为，由于比利在过去的五六年里患了多重人格障碍症，所以变得非常暴力、好斗。

于是考尔告诉他：“在某个时期，他确实表现得暴力、好斗，但我不认为他是个暴力、好斗的人。

我只能根据事实判断。

在阿森斯时，他是在遭遇了一系列不幸的社会事件后才采用了暴力，之后他感到非常害怕，病情也开始恶化。

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事实上，他走入人群中时没有伤害任何人，他什么也没有做。

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在治疗过程中曾教他如何面对这些考验。

“然而，这只是治疗的一部分。

你得教导他……不能只做个样子，然后告诉他：‘你会康复的。

’治疗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

“我从来不限制他说话。

他很喜欢讲话，但也是有限度的。

他是一个斗士，总是想做点什么，但他不会伤害和威胁任何人，也不会偷东西。

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他的状况也确实在逐渐好转。”

代表俄亥俄州总检察长的迈克尔·埃文斯（MichaelEvans）继续询问道：“他为什么被转送到州立利玛医院？”

“……你想知道直接原因，还是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都想知道。”

埃文斯答道。

“比利的状况大为改善，能够走进社区之后——不要忘了他是个刑事犯，报纸上登载了一系列文章，很多本地（哥伦布市）以及一些阿森斯市的报纸，都报道了某些议员对本案的严重关切。

与日俱增的负面报道和宣传，以及随后对我们进行的限制，对病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他开始严重焦虑，因此某些症状又再度出现。

如果我们没有引起那么多的关注，也许我们现在就多了一个纳税人。”

埃文斯问：“……你知道他对这些压力有什么反应吗？”

“我知道……他变得非常、非常沮丧，郁郁寡欢。

他开始拒绝合作，情绪低落。

他说：‘做这些有什么用？我永远也无法离开这里，他们就是想把我关一辈子。

’

“我认为假释局在这个案子中起了非常坏的作用。

他们不断地威胁和干涉我们。

他们从来不对我们说明他们的意图，所以我们也就无从制定相应的对策。

就如同你的头上每天都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令你无所适从。

“……实际上我们非常配合。

他每次出去，我们都会通知有关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