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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帕特龙先生（第5页）

弗兰克·佩雷要按照每月每人100欧的标准支付抚养费用。

16岁时，她们独自坐火车去南特见她们的母亲。

但她们发现大门紧闭，西尔维娅·拉尔歇没有通知任何人就住进了医院。

*

并不是因为帕特龙先生受雇于省议会，受到了儿童社会救助厅的女性感化教育工作者的监督，他就会和她们融洽地工作。

这样的互不信任在19世纪就被注意到了。

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的“协调人”

属于团结委员会辖下的儿童社会救助厅分部，它位于波尔尼克，所有省议会的社会救助行动的部门都集中在那里，它们负责的是雷茨地区。

拉维奥莱特女士从2008年起就对她们进行监管了，几乎每个月都要会见她们。

和帕特龙家日复一日的投入相比，这些定期会面的次数并不多，但有助于对职业选择、钱、健康和节育等问题进行讨论。

儿童社会救助厅半缺席的主因在于，女性教育工作者忙于更为紧急的事情，一些年轻人退学、离家出走、偷盗、吸毒或者自残。

相比，佩雷姐妹倒是成功的典范。

对于帕特龙先生，拉维奥莱特女士的想法是自相矛盾的。

一方面，和他一起进行的工作太过复杂。

他想操控一切。

他无法容忍任何意见。

他对自己做的事情确信无疑，他动辄批评别人而不是反思自己。

如果一个女性感化教育工作者的举措不合他心意，他会欣然应允，然后暗中进行破坏。

因此，当拉维奥莱特女士之前的感化教育工作者要求双胞胎姐妹参加社团，以便探索新事物并交上朋友时，帕特龙先生说得蕾蒂西娅好像是组里面年龄最大的。

她失望而归：“他想要我和小朋友待在一起。”

至于杰西卡，她完全处在他的支配之下，连蕾蒂西娅都说，杰西卡对帕特龙先生言听计从。

在几个月之内，他就在双胞胎姐妹的生活里占据了不相称的地位。

在团队中，大家都说她们“受操控”

。

操控，是指在处于成长期的儿童身上设置一套控制机制。

另一方面，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看起来找到了一个框架，她们在其中快乐而安心，找得到自己的坐标。

在去她们的住处进行探访时，拉维奥莱特女士会留心观察她们在何种程度上融入了这个家庭，有时她会放心地离开：“小姑娘们很好，她们取得了进步。”

另外一些时候，她则满怀焦虑地回去：“这不行，她们必须过上自己的生活，必须得找到另外一种方式。”

但是，这些怀疑牵涉的是双胞胎姐妹的自主性。

拉维奥莱特女士从来没有想到过性方面的暴力。

2014年，在帕特龙一案的庭审上，被告一方询问，如果说女孩们是“受操控”

的，那么省议会为什么没有得出相应的结论？

帕特龙先生，他是代理父亲，还是滥用职权的家庭助理员？他怀有的是名副其实的警惕，还是对情人的妒忌？他的严厉有利于迷失的青少年，让人安心，还是说，他对未成年人而言就是暴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