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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犯罪民粹主义（第2页）

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创立于1999年，它是教养管理部门的贫困的“上级家长”

，只获得了后者预算的5%。

2003年，瓦尔斯曼报告主张建立3000个顾问职位，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编制人数不足早已众所周知（整个国家不到2500人）。

七年之后，在梅隆出狱的那段时期，总共只有3000名顾问，应对的却是大约175000份档案，而工作量又因为贝尔本二号法律和开放地区刑罚的增长而激增。

在大西洋卢瓦尔省，5000名受审判人员受17名顾问的监控，而实际需要的人数则要翻一番。

雷恩跨地域部门的冷漠显示出，再融入事务在刑法系统中不受重视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教养这一职业的核心依然停留在监狱、监禁以及机构内部的安全。

蕾蒂西娅一案也揭示出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内部的职业变化。

最初，融入顾问的做法无异于1945年的社会工作者——帮助、陪伴、回归正常生活。

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前身是释放人员考察和帮助委员会，一个由感化教育工作人员和社会救助员组成的团队，他们受每一个法庭的刑法执行法官的领导。

如何把他们转化成真正的教养管理部门的公职人员？如何使他们从口头和笔记记录传统转为向其上层汇报的书写报告的文化？

让法院顾问到外面工作，支持他们在省范围内的独立性，赋予他们在开放环境中监督刑罚的责任，使他们对累犯风险的评估保持警觉，这就是伊莎贝尔·高尔斯在1999至2002年担任司法部长一职时所推动的改革的核心所在。

顾问工作中刑事的一方面不能简化为官僚主义的刑罚管理、行政管理的惯例（“X先生被交给了负责酒精风险的Y组织”

）。

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也肩负了预防累犯的任务，这就要求实施一种个体化的监控。

一个有酒瘾的司机，一个毒品贩子，一个针对儿童的强奸犯，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样类型的监控。

如何面对某些犯人的“暴力升级”

和对融入社会的抵抗？

2008至2010年期间，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开始进行它们的文化革命。

教养管理部门的主任克劳德·德·哈考特思考这样一种个体化的监控——它考虑的是犯人的行为，他们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他们对自己的违法行为的态度，他们为避免犯罪所做出的努力。

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顾问从社会救助员变成了观察员。

我们进入对风险进行评估、对受审人员进行管理的时代。

这种新方向的象征是犯罪企图诊断（DAVC），它受到加拿大人的启发，使得我们能够确定个人的危险性，并决定必要的监控程度。

自2010年开始，它在11个试点地区进行了实验。

但是，在教养处内部，观察的文化却很难落实。

主导观念仍然认为，主要的危险存在于封闭空间中，这就是说，在监狱内，而开放环境应该是社会协助的领域。

在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内，公职人员拒绝了犯罪企图诊断，认为它没有考虑到形势的复杂性。

对工会而言，这是一种社会控制和信息分类的工具，对公众的囚禁，对“风险”

人群的统计学上的编纂。

这种“右翼”

的方法和“左翼”

的社会工作对立。

与其说是善意之举，实际上却是监管！

在2010年梅隆出狱的时候，这一过渡还没有完成。

大西洋卢瓦尔省的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和刑法执行法官共同制定的优先化的标准基于最后一次判决，而不是犯人的具体情况。

自那时起，梅隆的危险性就不再被察觉到了，他的卷宗被放在架子上，旁边的是瘾君子和农村的黑社会头目的档案。

以他的司法存档和犯罪学清单（由犯罪企图诊断所制定）为基础而实现的犯罪侧写，本可以看出他的犯罪能力的上升。

预测无疑也是一次赌博，但是，在梅隆羞辱法官之前，他已经有过严重的举动：一株灌木遮蔽的是整片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