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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犯罪民粹主义（第3页）

对他的档案的“搁置”

源于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能力的欠缺和工作量的超标，但文化的阻碍也是原因。

不可能把梅隆看成是没有项圈的丧家犬。

在英国，存在着数种监视体系。

缓刑局（probationservice）相当于法国的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它对犯人的危险度进行评估，在他们出狱后对其提供帮助。

法医组（forensicteam），一个犯罪心理健康团队，关注暴力犯罪分子，对之进行心理疾病的诊断。

认证心理健康专家（approvedmentalhealthprofessionals），他们负责组织会议，确认一个个体是否表现出对他人或自己的危险；在有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可以向警方发出警告，建议由健康团队进行监控。

最后，最危险的案件归多机构安全保护组织（Multi-AgencyPublicProtectionArrangements）管辖，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监控系统，由教养处、缓刑局和警方协同工作，还和社会救助机构与心理学团队合作。

这就是说，无论是在右翼还是左翼政府的治下，预算的削减都持续地削弱了这些机制。

尼古拉·萨科齐对法官的责难抹消了所有这些问题的复杂性。

就像反恐法官和法国预审法官协会主席马尔科·特雷维迪克所言，共和国总统本人就是一个攻击法官的“累犯”

。

2005年，他指责一个法官将一个“怪物”

假释，接着，又对博比尼的法官们的“辞呈”

提出了批评，之后，在2007年刚当选的时候，他把法官比作“小豌豆”

，在颜色、尺寸和平庸上没有什么区别。

在尼古拉·萨科齐于2011年2月3日在奥尔良发表的演说中，他允诺用“惩罚”

来回应“错误”

，这个错误就是放走了“被认定有罪”

的梅隆，没有确保他受到监控。

最让人震惊之处在于，总统在嫌疑人和法官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联系。

在罪犯的责任和法官的责任（他们要对刑罚系统的“失职”

负责）之间进行混淆，通过这种方式，他便把蕾蒂西娅之死归咎于他们了。

在他的这次演说之后，在借社会新闻进行发挥这个方面，尼古拉·萨科齐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随着强奸犯梅隆和父亲帕特龙这两个完全对立的人登上舞台，第三个参与者也被创造了出来——作为同谋的法官。

无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竞选的盘算，反腐败的信念，反精英的饰词，个人经历，萨科齐的指控都表现出了民粹主义。

那些专业人员受到了社会谴责，总体上来说，到最后竟成了受害者。

对他们的指责在他们身上造成了一种双重不公：不仅在于认定他们缺乏正确工作的能力，而且给他们加上了罪名。

总统没有冷静地分析问题，而是选择了栽赃的策略，先是指出社会中存在的有罪之人，接着宣布用“惩罚”

来应对个体和集体的“错误”

。

蕾蒂西娅一案揭示出了一种统治的技艺：挑动多数人去反对少数人，不单单让他们忘记了自己的错误，而且团结人民去反对一个假想的敌人（法官、城市年轻人、非法移民，等等）。

这就是尼古拉·萨科齐和其前任们最真实的断裂之处：他们的区分也就在这里，戴高乐和密特朗有团结的意愿，这就是说，强调能团结法国人的东西。

自此之后就截然相反了。

在萨科齐治下，政府不再是社会和平的调解器。

蕾蒂西娅年代的犯罪民粹主义不是去寻找分裂之处，而是在社会机体中注入了猜忌和仇恨——共和国的总统伤害了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