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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持锯之人（第2页）

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缺乏对他的犯罪记录的认识，只考虑了他羞辱法官一事；他的案卷被这个身处困境而且组织糟糕的部门给彻底遗忘了。

然而，部长也承认，大西洋卢瓦尔省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缺乏“足够的手段”

，对梅隆的监控并不必然能阻止他犯罪。

“一颗人头落地”

：雷恩的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跨区域部门主任于2月17日被免去了职务，那是在运动的末期。

人们可以认为，跨区域部门主任之所以受到惩罚是因为他没有协助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主任所提出审查的建议。

我们也可以认为，铡刀对准的是体制内最孤立最虚弱的角色——教养处。

它处于体系的末端，没有受到过认真的对待，也不得人心，自然也就成了大家指定的罪魁祸首。

就在蕾蒂西娅一案发生之后，南特的法院马上配备了第五名刑法执行法官，米歇尔·梅尔西耶宣布建立485个法官、书记官和感化教育工作者的职位。

2012年，一个同时属于司法部和工会的工作组主张招聘300名检察官。

在国立法官学院，录取人数有所增加，从原来的135名增加到了2012年的212名，2016年则为366名。

大西洋卢瓦尔省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主任获得了他此前徒劳地为之振臂疾呼的组织架构和管理人员，此外还包括了6名合同工。

在整个法国，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都获得了招聘的权利：宣布2011年度会有200名顾问到来。

两年之后，政府宣布在三年内创立1000个职位，让每个顾问负责的案卷下降到40份。

政策还是对危机采取了措施，即便在编人员的增加只是消化掉了原来工作的超额部分：这种虚弱实际上是国家自身的虚弱。

社会新闻和随之而来的争论使得政府部门进行了反思：教养部门的负责人发现了真实危险在开放环境中存在。

他们的职责不再局限于阻止潜逃和反抗。

身处外界的人员即便受到了法院的管理，还是很有可能会犯罪。

对于教养处而言，蕾蒂西娅一案犹如一次电击。

通过2011年11月8日的一次通告，犯罪企图诊断的应用在法国所有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都得到了推广：它评估人员的危险性，但也对他们的家庭环境和再融入规划进行评估，个体化的犯罪学诊断使“确定最合适的实施方式”

（总体上，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的行动人员和工会一直对它有所抵触）得以可能。

原本在2011年1月31日的旗鼓喧天中宣布成立的性侵犯监控办公室被国会否决，因为它和严格的司法准则不相符合。

从2011年夏天开始，人们觉察到了法院、监狱与考察和社会化教养处中的“蕾蒂西娅效应”

。

尽管缺乏明文规定，人们还是通过即刻出庭数量的增长和替代处罚方式的减少观察到了刑罚的强化。

在卢瓦尔地区和布列塔尼亚，在押人数在一年内提高了7%，一下达到了收监能力的135%（和以前的122%形成对比）。

就如监狱总工会所强调的，监控人员的数量没有变化，而新建立的组织方式却破坏了在押人员和监控人员之间的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