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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第2页）

我们痴迷网球鞋，甚至在雨天都穿它们上街，对别人来说就是一种折磨。

权势阶层恨之入骨，但网球鞋也对他们的呼来喝去置若罔闻。

当这部书以西语首次出版时，我的挚友，一位加拿大作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父亲。

老人万分欣喜，因为他一直认为虚构类文学欠室内网球一部小说。

他不懂西班牙语，但是他的法语和意大利语都流畅得很，所以读起这部我用母语写成的小说丝毫不成问题。

他从西班牙订了一本，并在字典的帮助下读完了。

身为作家，我对此感到无比荣幸，虽然我并不确定朋友的父亲是否喜欢这本书。

他给我写了一封信，长达六页：他试图将我从个人想象中拯救出来，在信里指出我为此书编造的所有违背自然规律的、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以及种种臆想出来的网球规则。

由此封信可以证明，阅读才是真正的艺术，写作却不是。

这封信是对忠诚的美好见证：儿子的朋友便是自己的朋友。

关于小说中的一些情色场景，他写道：“现在我可算知道你为什么和我儿子是朋友了。”

这句话指明了，我和我朋友是一丘之貉。

如果老人之前和我相识，他会原谅我的缺点，就像原谅他儿子那样。

另外，这封信字里行间充满了权威感。

这种权威感并非源于年龄或者地位（我也年过四十，已为人父），而是来自第一手知识。

书中的人物打的是一种规则不明的古老室内网球（pallacorda），但是那种留在身体里的记忆，那种将球拍握在手中、网球弹向地面的手感，令我朋友的父亲以现实主义之名作出如上断言。

但本书中唯一真实的，是构成这部小说的字字句句，还有印着黑字的张张白纸。

它们在读者脑中所勾起的，是由各种移动着的物体组成的、私密而独特的景观。

而这些物体只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并不存在。

小说所描述的一场球赛仅仅和小说有关，和现实无关。

就算如此，我们还是试图断言（就像我朋友的父亲那样），纸上的某些事情是为了令人信服而写，某些却不是。

就好像是一个网球从小说人物的手中落下，从书中弹出来逃到地面上，滚到我们的网球鞋旁，停住。

在英国文艺复兴喜剧《向东方去！

》的开场中，一个叫水银的仆人步入舞台，身披斗篷，脚穿便鞋。

这是一双用厚实的羊毛毡做底的拖鞋，也是我们网球鞋的鼻祖。

水银的主人见年轻人穿着如此不堪，担心他一不留神便堕落到与无耻之徒、赌棍和刺客无异的境地，就掀开了他的斗篷。

而水银腰间，却别着一柄剑和一只球拍。

那些看见别人穿运动鞋便以为可以窥见其本性缺陷的权威人士，这不又多了一位：母亲、父亲、评论家、主教，和主人。

当皮鞋的鞋面不再光鲜，我们将它们送到鞋匠那里令其焕发新生，而翻新后的外表往往带着伤感，如同经过整容手术后的面庞。

网球鞋则是独一无二的：一旦破损便无法补救，它的价值就在于那些疤痕，那些我们走错的路留下的疤痕。

我人生中的第一双匡威鞋便经历了突然死亡。

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母亲已经将它们丢了出去。

在墨西哥，形容某人过世，我们会说“他的网球鞋被挂起来”

，或是“拽着他那穿着网球鞋的双脚，把他拖出门”

，我并不认为这种说法是个巧合。

我们就是我们，不断垮掉，彻底完蛋。

我们穿着网球鞋。

我们弃善趋恶，从幸福飞向责任，抛开嫉妒，投向性爱。

灵魂被球拍从网球场的一端击向另一端。

这，就是发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