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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嬉皮母亲薇薇安（第8页）

我将书扔过房间。

“不行，我不会。”

母亲噘起嘴，起身去厨房，用天然花生酱与本地蜂蜜做了一整盘的全麦饼干，然后回来，慢条斯理地吃起一片饼干，嗯嗯嗯地发出满足的声音，直到我起身去拿饼干，但她将盘子移开，翻开书，放回我腿上。

我明白她的用意。

我拒绝念那个字，死也不要念那个又大又肥的阴险字眼。

因此，我看着母亲大嚼零嘴，眨动眼皮，吮着手指低语：“哇，没吃过这么棒的点心。”

只剩一片饼干时，我再也受不了了，急急念出许多版本的发音：pee-null-time-ate、penu-liti-mat-ay、puh-newl-too-mat。

我终于说对时，她笑着给我那片饼干，我三两口就吞下了肚。

但她说得对，那是我吃过最棒的点心。

在那些年月里，我确实会忤逆她，可是母亲永远正确无误。

我不能想象她会犯错。

在我人生的最初几年，母亲是我仅有的朋友，我也是她唯一的朋友。

好不容易拉扯我进了幼儿园以后，她就去奥尼昂塔的护校上学，最后在镇上的芬奇医院找到工作。

她的世界忽然扩大了，她拥有朋友，女人们和她共享咖啡蛋糕，揉搓她们的足弓，抱怨事情。

中学时，每隔一阵子，我便疑心其中几个女人跟她不仅仅是朋友，我最怀疑的对象是周六大清早出现在埃夫里尔别墅的女人们，她们吃母亲煎的蛋卷，跟我一块儿看卡通。

她们的丰臀，她们饥渴咬啮过的唇，当她们以为我没在看时绽放出的微笑——这些全都让我在根本不懂人事的时候，便怀疑母亲和她们的关系不单纯。

后来母亲在酒醉时自称是双性恋，而我也十六岁了，她们的关系才昭然若揭，就像一句冗长句子尾端的句号。

那是母亲在我出世后的生活。

她是加护病房护士，照顾无望的病患，缓解他们人生最后几天的痛苦，我很少在她身上见到那种轻柔，但我清楚她内心也有温婉的一面。

在我也不见容于社会、返回坦普尔顿后度过的前几个月，有时她一觉醒来，会觉得自己挨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事实让她升起感恩之情。

有时候她会觉得自己油尽灯枯，她总是灌注那么多的心血在我身上，她害怕她没留下半滴心血供自己使用。

她开始踏上亲近耶稣的漫漫长路后，会花数以万计的时间去热烈祈祷，试图保护我，不让我堕入（她觉得我会遭遇的）可怕境地。

她坐在厨房桌前，垂着头，试图以意念协助我成功，直到深夜。

她咒骂，她乞求。

后来，她在祈祷间尝到豁然开朗的滋味，而她将如此虚无缥缈的东西视为信仰。

某几个夜晚，我在美国另一头的旧金山坐在厨房桌前，停止研读晦涩的专业读物，抬头张望，似乎听见了什么声响。

忙碌扰攘的广阔世界在那一刻似乎充满凶险，警笛在市街陡然响起，迎向危险，迎向死亡，一切都处于混乱。

在纽约市遭受恐怖袭击后的冬天，全国上下陷入阴沉、灰暗，只要轻轻一摇，便会瞬间引发大难。

我认知中的世界向来就是濒临毁灭，我们不堪一击，我不堪一击，只要稍稍推我一下，我便会失速坠落。

了解以上这些事情后，各位或许就能明白在湖怪浮上湖面那天、在我回家那天，为什么母亲会有那种反应了。

我的际遇与她相像得诡异：怀孕、单独一人、突然被剥夺的抱负，不光彩地返回坦普尔顿。

她自己的抱负被腰斩，像是被棍棒扫落的郁金香。

不难想见那天早上她抬起头，看到我站在那里的感觉。

二十八岁，风尘仆仆，皮包骨，新剃的头发，心痛，悲惨，眼睛哭得浮肿——她一定只看到一个失败者，全然没有她一贯指望的盛大成功。

砸在我身上的年月换来一场空，枉费她为我榨干自己。

也不难想见那个时候，我多么痛恨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