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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皇后与起重机（第3页）

我朝水沟呕了一番，站起身，仍然不舒服。

这时我在小学旁边，砖造的校舍像是用乐高积木拼凑而成。

我要跑回镇上，从胡桃街弯到栗树街，斜切到大街，到棒球博物馆对面、邮局隔壁，去开我的车；我要返回埃夫里尔别墅的车道，将我的衣物、书本、一切令家居环境惬意宜人的东西，统统拖进屋子。

我要坐在屋里腐败，直到腹中宝宝出来，或直到德怀尔来电，我发誓，在他来电前决不出门。

在未跟德怀尔谈过之前，我不会决定如何处置腹中宝宝，而我绝不能主动打电话找他。

我不允许自己去想，万一他永远不来电怎么办。

去开车时，不能撞见任何熟识的人，而那是我每次返乡都会遇上的事。

上次我回坦普尔顿是两年前，我停车到美国最佳杂货店帮我母亲买东西，看到一个我毕业班的女同学谢里。

她正在挑选什锦谷麦，完全没注意她摆在购物车里的三个小孩。

他们眼睛鼓凸，拖着鼻涕，看来很骇人。

谢里转头看见了我，至少有五分钟时间，我如坐针毡，谢里抓着我，仿佛我们是闺密。

她介绍她的小孩时像是在献宝，她还提议我们约个时间喝两杯叙旧。

我浑身不自在，竟然忘记我该买的东西，简直是飞奔回家的。

后来，我开车到哈特威克平价超市，以防回到美国最佳杂货店时她仍在那里，眼皮跳都不跳一下，任由丑八怪小孩将整把、整把的加糖麦片扔到走道上。

当我想到谢里时（即使是站在杂货店里，跟她一起浸沐在柔和音乐与日光灯下的时候也不例外），我就会想到她在床上，冒着汗珠呻吟，制造更多恐怖的小孩。

有些人你只消看一眼，便见到了性爱。

那天早晨，我慢跑到大街，神经紧绷，鬼鬼祟祟。

施耐德面包坊将传统的甜甜圈香气排放到街上，那股气味撩起一层层的记忆。

那里以前是某摇滚明星的父母经营的娃娃屋家具店，如今是棒球卡店。

那里以前是贩卖高级豆豆糖的糖果铺。

那里以前是只卖小联盟队伍棒球帽的棒球帽专卖店，我曾在那里打工一个夏天，因此直到今天，我仍然可以随口说出几个球队名字：路易斯威尔蝙蝠队、托利多泥母鸡队、蒙哥马利饼干队、塔尔萨钻孔者队、巴塔维亚脏狗队、兰辛螺丝钉队。

我跑下街道，过了卡特莱球场。

还没有人出门，路上没有车。

法柯公园在冬天时会搭起一间圣诞老公公的小屋，夏天时嗑药的中学生会闲坐着打混，或是整日玩着沙包球。

角落里包铜建筑物里的马奇药房。

然后是先驱街、史密斯大楼，一边低伏着一家叫猛的老酒吧、奥格尔书屋、德鲁伯格杂货店。

热血沸腾的棒球迷摩拳擦掌，聚在偌大的棒球博物馆外头的绒绳边排队，等着去看会令他们惊叹连连的棒球和球棒。

镇上的一切俱在，没有改变，只是每年增加几间与棒球相关的店铺，而本地人会去的好地方又减少几个。

这也是一种改变。

以往，观光客从未真正引起我们多少注意。

他们不属于坦普尔顿的社会阶层，只存在于我们的视野周围，虽然必要，却无足轻重。

自从一九一八年兴建医院后，医师成为最高的阶层，将金钱和脑力注入镇上，经营乡村俱乐部、开设艺廊。

在他们之上，只有寥寥几位百万富翁，诸如大使、铁路大王、四处种满鲜花的善心女富豪、靠着啤酒致富的福尔克纳家族，更别提我外祖父母在家道中落前也曾富甲一方。

在医师之下的则是其他白领人士，诸如医院的管理阶层、律师、图书馆员，再下则是农民。

昔日的农民举足轻重，但纽约乳用小母牛的市场衰退，如今则与麦芽酒、营火、土头土脑的形象搭在一起。

在农民之下，则是偶尔在周末光顾猛酒吧的城市居民。

一九八六年新的歌剧院开幕时，我们不甘愿地为穿着高级订制礼服、驾驶奔驰车的歌剧院观众增辟一个新阶层，但连他们最后也被驱逐到湖另一端的斯普林菲尔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