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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讼师唆讼之道叹为观止（第4页）

从八十两到四十两、二十两，最后到十两。

眼看要和息了，结果还是杨如杰的母亲吴氏认为既没有殴杀王元吉，家里又贫寡，最后只得以“藉尸勒诈”

名义告到官府。

此案经蓝公审讯，才曝光了这样一起官府书吏与讼师、恶棍、地保内外勾结，唆讼勒财的令人发指的大案。

蓝公由此写道：“此案之兴，实由此一班讼师、宄棍、奸保、蠹书傍风生事所为。”

所有涉案欺诈勒索之人都被判罚。

那么，王元吉之死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王元吉与张阿左、钟阿表、黄阿瑞等一帮贼盗屡次偷盗，为害地方乡民。

某天夜里他们去行窃被事主发觉，乡邻等棍棒齐下，王元吉、张阿左、钟阿表等人拒捕逃脱，但王元吉因饥饿而落在后头，被众人群殴，头部受了重伤，没几天死在黄奕隆瓦窑里。

黄奕隆、其弟黄奕茂，以及黄阿瑞等人害怕惹事上身，将王元吉尸体移到旷野之处。

最后蓝公又是如何下判的呢？“拟欲通详律究，因念荒歉后，解累艰难，将萧邦棉、李阿柳、郑阿二、张阿束、许元贵，及案贼曹阿左、钟阿表、黄近启、罗阿钱、买赃移尸之黄奕隆、听唆诬告之王煌立，分别杖责枷刺，各蔽阙辜。”

“自是，潮邑讼师、土棍、衙蠹、猾保、奸宄、盗贼，皆人人震恐。

地方大治。”

从此案所描述的情况看，当时潮州、普宁地界一带，社会治安状况的确令人堪忧，讼师唆讼、聚讼现象严重，而官府中的书吏、基层坊里地保与讼师，以及贼盗相互勾结，勒索民众钱财的现象尤其令人触目惊心。

面对这样恶劣的社会治安环境，蓝公没有一味严刑峻法，而是以惩戒为主，以改善地方治安风气为本。

加之，地方穷困、民生凋敝，所以如果动辄解送一批囚犯上省府，人力财力都吃不消。

以“杖责枷刺”

之刑，谋地方大治之果，倒也是无奈之中最好的办法。

从这点说，一如历代律令所要求的，必须依律断罪，不可轻更法度，但在实际中，恐怕变通的时候更多。

礼、德的因素在儒家士人的思想中，依然占据着主要的地位，也成为断案审判的主要依归。

品析：

此案中，王元吉一伙去盗窃被当场发现，被追殴头部受伤，之后自己伤重而死。

对照《大清律例》，卷二十三“刑律”

之“贼盗上”

条“强盗”

款规定：“其窃盗事主知觉，弃财逃走，事主追逐，因而拒捕者，自依罪人拒捕律科罪。”

而卷三十五“刑律”

之“捕亡”

条“罪人拒捕”

款规定：“凡犯罪逃走，拒捕者，各于本罪上加二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殴人至折伤以上者，绞；杀人者，斩；为从者，各减一等。

若罪人持杖拒捕，其捕者格杀之，及囚逃走，捕者逐而杀之，若囚窘迫而自杀者，皆勿论。”

卷二十四“刑律”

之“贼盗中”

条有“窃盗”

款即规定，如果窃盗临时拒捕，为首杀人者，照强盗律，拟斩立决，而从犯发边疆为奴充军。

又有条例规定：窃盗“如银不及十两，钱不及十千者，俱杖一百、流三千里。”

可见，在本案中，王元吉等同伙前往偷盗，被发觉而拒捕脱逃，在被追逐过程中被殴伤致死，是可以“勿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