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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工转为民用（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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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柴树藩决定先争取国内市场。

陈云、李先念、王震、谷牧、姚依林、康世恩、薄一波等10余位中央领导都作了批示，李先念、王震、薄一波等还专门组织召开了几次协调会。

但由于造国内用船牵涉的面太广，六机部的造船质量又不高，六机部与交通部的合同迟迟未能签订。

11月28日，柴树藩又给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信中保证：

我们所造的船，其质量不低于世界标准。

这封信后来转给了胡耀邦总书记，胡耀邦批注道：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真正有志气，应大大表扬。

六机部终于得到了交通部的订单。

在中央领导的干预下，事情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

交通部体谅国内船舶工业的困难，给了一部分订单。

彼此指责埋怨的现象为之一扫，互相合作支持的融洽气氛开始形成，薄一波副总理高兴地称之为“机构改革后新气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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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订造几十万吨的船，而且成批安排生产，这在六机部是空前的，在世界上也不多见。

对于备受煎熬的国内各大船厂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一大批船舶配套厂更是久旱逢甘露，长期闲置的机器又隆隆转动起来了。

柴树藩争取香港船舶订单

船舶工业终于拿到了国内的订单，解决了数十万人吃饭的问题。

但是，旧的框架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中国的船舶工业，如果不尽早进行战略大转移，整个行业便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这一点，柴树藩和六机部党组已形成坚定的共识，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国门之外。

柴树藩仔细分析了国际市场的动态。

20世纪80年代，世界造船业延续了自70年代中期以来的严重低迷状态，对中国来说倒是打入国际市场的一次良机。

历史上，韩国的造船工业就是在国际造船市场处于萎缩危机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中国与韩国当初的情况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而我们庞大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则是国外任何一个船厂望尘莫及的。

当时，国外船厂员工工资占造船成本的20％以上，而中国船厂员工工资占造船成本不足5％。

要让中国船舶打进国际市场，必须选准目标，第一炮要是打响了，后面的就好办了。

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已经是国际性航运中心，香港船东有100家到200家，其船队规模占世界的十分之一。

而且，香港距祖国大陆近，设备供应及维修服务较易解决，加之船东多为华人，沟通上不存在障碍。

意见很快统一了：首先突破香港！

六机部立即着手对香港市场展开调查。

经过反复研究，大家觉得香港船东包玉刚、包玉星兄弟二人是最佳人选。

包玉星一贯对大陆友好，包玉刚则享有“世界船王”

的赞誉，实力可观，如果包氏兄弟能在国内订船，他们的影响力可以带动一大批船东，中国船舶进入国际市场就可以事半功倍。

这时，柴树藩想起了自己在外贸部的老同事卢绪章，他是包玉刚的亲戚，还听卢绪章说过他和包玉刚的交情。

卢绪章是包玉刚的大舅哥。

卢绪章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潜伏在上海广大华行从事地下工作，他是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中主人公的原型。

新中国成立后，卢绪章突然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副部长，包氏兄弟这才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大舅哥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共产党！

卢绪章后来担任过外贸部副部长，曾与柴树藩共事，两个人关系很熟。

柴树藩就找到时任国家旅游总局局长的卢绪章商量此事，卢绪章认为先争取包玉星比较可行。

卢绪章拿起电话，给包玉星打电话。

电话那边一听是卢绪章，态度果然热情，大哥大哥地叫个不停。

卢绪章向包玉星提出，能不能把一部分造船的订单转到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