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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情理相协断罪引律看包公如何下判词（第4页）

如果请的邻县验尸官也出问题怎么办呢，也有相应规定：“诸尸应牒邻近县验复，而合请官在别县，若百里外，或在病假，无官可那者，受牒县当日具事因，保明申本州及提点刑狱司，并报原牒官司，仍牒以次县。”

到了明代，同样是“检验病死伤不实”

条，《大明律》的规定相比《宋刑统》就更明确了，卷第二十八“刑律十一”

之“检验死伤不以实”

规定：“凡检验尸伤，若牒到托故不即检验，致令尸变，及不亲临监视，转委吏卒，若初复检官吏相见，符同尸状及不为用心检验，移易轻重、增减尸伤不实、定执致死根因不明者，正官杖六十，首领官杖七十，吏典杖八十。

仵作行人检验不实，符同尸状者，罪亦如之。

因而罪有增减者，以失出入人罪论。

若受财故检验不以实者，以故出入人罪论。

赃重者，计赃以枉法从重论。”

可见，明代的规定，是在《宋刑统》规定与《洗冤集录》中所载规定集合的结果。

而关于验尸的具体制度、规范、行为等故事情节，则在宋、明、清各代公案小说中多有描写。

“情理相协”

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重要内核。

尽管有“断罪引律”

的法律要求，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处处体现出封建伦理纲常对法律的“相协”

作用。

《包公案》第七十一则《江岸黑龙》，讲的是儿子要弑父的“大逆不道”

的案例。

话说西京有一叫程永的，做旅馆生意。

一日，成都来一和尚叫江龙，要往东京“披剃给度牒”

。

路过住在程永的旅店，夜里江龙在屋内收拾行李，将所带银两铺在床上，恰被程永所见。

程永便将江龙杀了埋到床下，取得银两。

用此银两做生意大发，娶妻生子，名程惜。

不想某日程惜去铁匠铺打了一把尖刀，又到父亲的老朋友严正家，扬言说程永是贼人，自己要刺杀他，明天就要动手，特来告诉叔叔一声。

严正夫妇惊骇之下，怕出意外，先行告到了官府。

包公接状，甚觉不平，拘来程永夫妇讯问，都说程惜平常就有弑父之言行。

随后，包公差人在程惜床席下搜查，果然搜到一把尖刀。

“包公以刀审问，程惜无语。

包公不能决，将邻里一干人犯都收监中。”

包公自己退入后堂自忖，亲父子，并无他故，如何要行凶，此事深有可疑。

夜里包公忽梦到江中黑龙，得到启示，通过讯问程永的家产由来，又从当年的账簿中查到有一叫江龙的僧人入住的记载，并在客舍床下挖出了尸骸，终于让程永供出二十年前的真相。

原来，程惜是当年的江龙投胎来取债，自己的愿望就是要度牒出家为僧。

包公遂委官将程永家产变卖千贯与程惜去，并将程永发去辽阳充军。

品析：

此案值得品评的话题：一则是关于僧人度牒的规定。

二则是二十年过去了，虽是命案，似乎过了追诉期，只判了发配充军，并没判程永死罪。

三则是关于大逆之罪，应判死罪。

所以包公在审程永时，有意说：“你子大逆，依律该处死，只你之罪亦所难逃。”

对于僧人度牒，历朝历代都要求必须经过官方允许，须拿到官方授予的度牒，否则就是私下剃度，要受到科罚。